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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 2025-09-02 18:09 来源： 四川党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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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研究其战略调整与国际局势变化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深入理解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应对国际局势的智慧及战略决策经验，对因势利导、处理好当代国际关系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共产国际指示与中国共产党的战略调适：汲取教训、独立自主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关系上是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这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从困境到突破，再到成熟应对的艰难历程，逐步走上了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与抗战的道路。
（一）共产国际的“保卫苏联”方针与中国共产党初期困境（1931—1935）
共产国际基于其“世界革命”理论，在抗战初期要求中国共产党将反日斗争与推翻国民党政权紧密结合。1932年《中国共产党东方体育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中明确提出武装拥护苏联，这一指示使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国内局势中陷入了被动困境。最为典型的是在福建事变中，十九路军发起抗日反蒋行动，这本是中国共产党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壮大抗日阵营的绝佳机会。然而，在共产国际“保卫苏联”方针的影响下，其执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否定中国共产党与十九路军合作的决策。党中央在王明“左”倾错误思想领导下，对十九路军的合作请求持谨慎态度，最终拒绝与之合作。这一决策导致中国共产党错失了一次打破国民党围剿、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的良机，抗日动员能力受到极大限制。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突破和持久战的提出（1935—1938）
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做出重大战略转向，推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这一转变为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新的战略机遇。中国共产党迅速响应，发布《八一宣言》，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随后的瓦窑堡会议进一步确立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摆脱以往对共产国际指示的机械执行，逐步根据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制定战略。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为动员一起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特别是《论持久战》的问世，标志着共产人已经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抗战理论体系。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和坚持下，成功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同时，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取得了平型关大捷等多个胜利，开辟了一系列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毛泽东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阶级斗争服从于抗日民族斗争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但要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从而否定了以共产国际代言人自居者——王明的错误观点，解除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束缚，进一步明确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这一系列战略调整，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广泛发动群众，壮大抗日武装力量，成为抗日战场上的中流砥柱。
（三）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危机应对（1939—1941）
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中国共产党再次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需要维护与苏联的关系，遵循共产国际的指示；另一方面，又要确保自身在国内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合法性与独立性，不能无原则迎合苏联无理需求而损害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
毛泽东立即通过《新华日报》发表谈话，指出这个协议是英、法祸水东引阴谋的破产，有利于苏联和中国革命，“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中国的投降派。”［《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2008年6月北京第10次印刷，第580页。］同时研判日本受此影响，其侵华方式将发生一定改变，采用政治诱降手段，指出“因此，毫无疑义，中国万万不可放弃现在的时机，万万不可打错主意，而应该采取坚定的政治立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2008年6月北京第10次印刷，第584页。］即坚持抗战的立场、坚持团结的立场和坚持进步的立场。这一表态既避免了与苏联公开冲突，维护了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团结，又明确了中国抗战的独立性与正义性，成功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在这一事件中的应对策略，充分展现了其在复杂国际局势下，对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的精准把握及平衡驾驭能力，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战略决策上更加成熟。
二、美苏战略博弈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智慧：抓住机遇、主动作为
中国共产党凭借着敏锐的洞察力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在美苏的战略漩涡中巧妙周旋，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抗战之路，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苏联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与中国共产党的务实应对
苏联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华政策呈现出明显的两面性。苏联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为依托，既希望中国共产党发展以壮大远东共产主义力量，又不愿过度刺激国民政府，破坏其与国民政府的关系。
德国入侵苏联后，苏联面临着巨大的军事压力，斯大林六次要求中国共产党发动大规模攻势牵制日军。然而，毛泽东基于敌后战场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冷静判断局势，没有盲目服从苏联的要求。他同意在华北破坏交通线，以行之有效的行动支援了苏联战略需求，同时拒绝直接出兵，避免了人民军队盲动而陷入困境，从而保存了有生力量。这一正确的应对策略，既钳制了日军攻势、减轻了日本关东军对苏联的威胁，又确保了自身在敌后战场的稳定发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国际形势下独立思考、自主决策的能力。
（二）美国参战与中国共产党的外交突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局势发生重大转变，中国共产党敏锐地捕捉到美国的战略需求。
1944年，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这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官方直接接触的重要契机。周恩来抓住时机，向美方提出“七点合作建议”，并开放根据地供美军考察。通过展示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战中取得的实绩，打破了国民党对舆论的长期垄断，让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促使美军将领史迪威提出武装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计划。使中国共产党成功争取到了国际舆论的支持，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在外交上实现了重要突破，为日后与国际社会的交往奠定了基础。
（三）雅尔塔协定后的战略预判与行动
1945年，雅尔塔协定在未征求中国意见的情况下，默许了苏联在东北的特权，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然而，中国共产党通过情报渠道及时预判了美苏意图，并基于对这一密约的深刻理解，提前部署东北战略。
当国民党还在依赖《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待接收东北时，中国共产党迅速抽调数万兵力赶赴东北。这些人民军队凭借灵活的战略战术，取得了东北多个军事战略要地，并较国民党军队提前三周进入沈阳。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系列行动，充分体现了对大国博弈局势的前瞻性预判和果断行动能力。历史证明，东北战略要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全球反法西斯战争态势下推动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广泛团结、扩大战果
中国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其抗战进程与全球局势的变化息息相关，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灵活调整战略，在全球反法西斯战争的大格局中发挥了独特且重要的作用。
（一）欧洲战场与中国敌后战场的联动（1941—1943）
在德军大举进攻苏联后，国际局势的变化迅速波及到中国战场。中国共产党依据客观实际，坚持基本游击战、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这一战略方针，并发起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决心与力量。至1943年，中国敌后战场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成功牵制了日军的主要兵力，成为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主战场，间接支援了苏联在欧洲的抗德斗争，展现了中国战场在全球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战略价值。
（二）开罗会议后的法理话语权争夺
《开罗宣言》公布次日，中国共产党迅速发表《对时局宣言》，将国际法理声明转化为国内政治目标，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与此同时，朱德在《论解放区战场》中系统论述了正规战与游击战结合的理论，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提供了科学的战略指导。在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反攻，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扩大了解放区的范围，提升了自身的政治合法性。中国共产党在开罗会议后的系列举措，充分体现了对国际局势变化的深刻理解和对法理话语权的积极争夺，在全球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下，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抗战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美国使用原子弹带来的冲击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的灵活应用
1945年，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这一重大军事事件加速全球反法西斯战争态势的转变。中国共产党迅速作出反应，立即发布《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猛烈扩大解放区”，抓住这一战略机遇，对日军展开全面反攻。这种对“战略机遇期”的精准把握，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策略智慧，既积极追求抗战的最终胜利，也有利于战后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自身力量壮大。通过战略调整，中国共产党在全球反法西斯战争的决战阶段，进一步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和势力范围，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斯大林态度变化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回应：不等不靠、我打我的
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名存实亡直至解散后，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其领导人斯大林的对华政策深刻影响着中国抗战。面对斯大林态度的不断变化，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务实的策略，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纵横捭阖，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一）斯大林对华政策的现实主义转向
斯大林出于苏联自身利益的考量，在苏德开战后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不计代价地牵制日军，试图减轻远东地区的军事压力。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没有盲动，而是采取了以游击战侧面配合的策略。这一决策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实力的清醒认知，也展现出其独立自主的战略判断能力，避免了因盲目行动导致的不必要损失。
1945年，雅尔塔协定的签署后，斯大林一方面公开承诺“只承认国民政府”，这一表态无疑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斯大林不干涉中国共产党接收东北，这种前后矛盾的态度凸显了其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与现实主义本质。斯大林既希望维持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又不愿放弃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地缘政治利益，这种复杂的心态为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挑战，同时也创造了机遇。
（二）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战略犹豫期的精准运用
斯大林政策的犹豫和矛盾，为中国共产党结束抗日战争转入解放战争提供了外部战略机遇期。东北这一工业基础雄厚、战略位置重要的地区，对全局至关重要，至1945年10月，党和人民成功掌握了东北绝大部分铁路线，获得东北人民支持，不仅极大地增强了自身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更为日后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举措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国际局势下，能够准确把握机遇、利用矛盾，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的卓越能力。
（三）团结苏联与国内革命目标的平衡
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持有复杂的态度，既想拉拢又有意提防，这种认知反映出他对中国共产党独立性和自主性的担忧。面对斯大林的疑虑，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灵活而巧妙的策略。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季米特洛夫向斯大林传递坚持独立自主的信号，明确自身在革命道路上的立场和主张，维护了党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在重庆谈判中，中国共产党展现出积极争取和平的姿态，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真心实意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内问题。基于对于国民党反动派本质的清醒认识，中国共产党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应对严峻局势的准备。
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保持与苏联的关系对中国革命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不能放弃中国人民的核心利益和发展道路。通过这种平衡策略，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中站稳了脚跟，为最终夺取革命胜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五、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局势的精准把握机制：知己知彼、灵活应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狼烟中，中国共产党不仅成功实现了从地方性政党向全国性政治力量的跨越式发展，更在波谲云诡的国际舞台上展现出惊人的战略判断能力。能精准把握机遇，主要得益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情报系统的构建与动态分析
中国共产党的情报网络建设呈现出鲜明的立体化特征。在纵向上形成中央社会部——各分局——根据地敌工部的三级架构，横向上则依托香港、上海等枢纽城市建立国际情报节点。地方情报网络的效能同样惊人。1944年豫湘桂战役期间，太行军区敌工部通过三重渠道掌握战场动态：伪军中的潜伏人员提供日军作战计划，交通员收集国民党溃兵口述，无线电侦听截获重庆与前线通讯。这种快速反应能力，不同层级的情报都能得到相应的运用，不断扩大抗战成果。
（二）辩证思维框架下的策略弹性空间
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撰写了一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成为指导全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革命理论。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完全能有效驾驭国际局势，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敌后游击战的方针，在战略决战时机未成熟前决不决战。毛泽东在1941年6月23日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的任务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即以此援助苏联。从而灵活回应了苏联的要求，使中国共产党在团结苏联与革命利益考量间保持微妙平衡。
（三）独立决策体系的制度保障
中国共产党的决策独立性建立在严密的制度设计之上。灵活性以原则性为前提，在抗战实践中演化为不盲从共产国际指示，不依赖外部物质援助，不放弃意识形态主导权。这种独立性在雅科夫事件中经受住严峻考验：当斯大林宣布自己被俘儿子为叛国者时，中国共产党借机强化民族利益至上话语，在《新华日报》开辟专栏讨论个人命运与国家存亡，既避免与苏联正面冲突，又悄然完成国际话语的自主建构。这套决策体系的科学化体现在多重验证机制，有建立在不断总结党历史经验基础上的验证，也有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的现实条件验证，还有及时研判前线情况的实践趋势验证。
六、对把握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启示：因势利导、创造主动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科技革命重塑国际竞争格局，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积累的历史经验，为新时代应对复杂国际局势提供了深刻启示。
（一）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立足本国实际制定战略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摆脱教条束缚，确立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融合了保卫苏联和保卫中国的要求，避免了力量损耗。历史智慧在当下仍有借鉴意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际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外部势力常以意识形态或政治操弄干涉他国内政。中国需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在全球气候治理、数字经济规则制定等领域，既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又保持战略自主性。例如，在新能源产业发展中，中国未盲目跟随西方国家的技术路线，而是立足自身能源结构与产业基础，打造了全球领先的光伏、锂电池产业链，继续用好独立自主原则。
（二）把握国际矛盾，在大国博弈中寻求战略机遇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敏锐捕捉美苏战略博弈中的缝隙，实现自身发展突破。当前，世界多极化趋势加速演进，大国竞争与合作并存。中国应延续这一智慧，在中美战略博弈、全球供应链重构等复杂局势中寻找机遇。例如，在全球芯片产业竞争中，中国既直面美国技术封锁的挑战，又积极拓展与东盟、中东国家的新能源、数字基础设施合作，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多元化国际合作网络。同时，利用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合作需求，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三）平衡国际关系与本国发展利益，构建灵活外交策略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苏联与中国自身革命利益之间展现出高超的平衡艺术，既维护与苏联的关系，又坚持中国抗战的独立性。这种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结合，避免了因意识形态分歧导致的外交孤立。在当前国际环境下，意识形态冲突与地缘政治竞争交织，中国需继续保持这种平衡智慧。在参与全球事务中，中国既要坚守社会主义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价值理念，又要以务实态度推进国际合作。例如，在俄乌、伊以冲突中，中国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既反对单边制裁，又积极推动政治解决；在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时，坚持“平等互利、开放包容”原则，赢得广泛国际信任。
（四）强化战略预判与危机应对能力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凭借情报体系与战略洞察力，多次实现精准预判。这种对国际局势的敏锐感知与快速反应，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战略主动的关键。当前，新技术革命、非传统安全威胁等因素使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中国需进一步完善战略预警机制，加强对人工智能、生物安全等新兴领域的风险研判。例如，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规则尚未成型之际，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同时加快国内技术研发与监管体系建设，既避免被动应对，又掌握发展主动权。此外，面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危机，需强化国际合作与危机协同处置能力，提升国家整体战略韧性。
总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应对国际局势的历史经验，本质上是一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复杂环境中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奋斗史，是将国际体系压力转化为战略机遇的创造性实践。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既未沦为共产国际的附庸，也未陷入后来的冷战陷阱，而是独立自主地重构大国关系，最终在雅尔塔体系的夹缝中开辟出民族解放之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们需继承和发扬这种智慧，以独立自主的战略定力、敏锐的机遇洞察力、灵活的利益平衡策略和高效的危机应对能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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