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的形势下，共产党员贺国干、梁祚超、秦之良等人陆续返回到五通桥重建党组织。贺国干被推选为五通桥盐业同业公（工）会主席、五通桥抗敌后援会理事、私立通材中学校董事会董事长。他根据四川省工委指示，利用职务作掩护，聘请共产党员李嘉仲任通材中学校长，聘请共产党员廖友陶、赵君陶、张元鼎、卓问渔、卢良弼等到通材中学、小学任教。9月，经中共嘉属工作委员会批准，建立中共通材中学特别支部，廖友陶、朱泽淮先后任书记。特支成立后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四川省抗敌后援会五通桥支会（简称抗敌后援会）。抗敌后援会是由中共五通桥通材特支直接领导的公开的抗日群众团体，他们通过抗敌后援会，向各界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方针、政策，有力地推动了五通桥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军队组织了一次抵抗日军进攻武汉的会战（史称“武汉会战”），10月25日武汉沦陷。在民族危亡紧要关头，人民敌忾同仇之际，为了宣传“保卫大武汉＂，通材特支经过研究，报请嘉州工委批准，组织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抗日示威游行。特支分头组织所属党员，工人夜校、通材中小学及其师生中的积极分子所组成的“锻冶社”等团体，用“桥滩抗敌后援会＂的名义，发动了一次反日示威游行。1938年11月30日上午9时许，五通桥四望关一带，整齐地排立着参加大会的群众。会场上扯起巨幅横标，上写着“桥滩抗日后援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大会”19个醒目大字。参加游行示威的各界群众2000余人，其中以斗志晧扬、气壮山河的工农队伍最令人注目。队伍由四望关出发，走遍了桥摊两地，游行队伍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沿途一片口号声、歌声，震撼着茫溪河两岸。这是五通桥一次影响巨大的反日示威游行，犍为乐山一带的人民都为之振奋。这次反日示威游行，震动了国民党当局，锻炼出一批积极分子，为发展党组织准备了一些条件。

随着党组织在五通桥的恢复和发展，以抗日为中心的工人运动也开展起来了。党组织首先从开办夜校入手，利用夜校教盐工船工、农民、居民及失学儿童学文化、学政治、学抗日救亡道理，启发觉悟，从中培养骨干，参加的学员来自五通桥、竹根滩的盐工、船工和少数店员，约有一百五、六十人。教学中有写有算，有歌有舞，还读《新华日报》，讲当前形势。通过政治教育和讲革命故事，宣传抗日救亡道理、学员和工人都能坚持学习，在政治思想上和文化上都有显著的提高。同时引导夜校学员给前方战士做寒衣，鞋垫、棉背心和布鞋，支援前线士兵。通材中学坚持每周一次政治形势报告会。通过报告，使师生了解抗日战争爆发后国际国内形势、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的新变化以及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各班以党员为核心组织读书会，开展读书活动。通材中学开放图书馆，向青年学生介绍和推荐《大众哲学》《保尔柯察金》《铁牛》《阿Q正传》《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及《新华日报》《群众周报》等进步书刊，特支还托共产党员杨道生从成都战时出版社邮寄一些抗日救亡书籍、报刊，发给党员或借给学生阅读。

通材特支为密切配合抗日救亡的宣传，组织了一个名叫“锻冶社”的社团，出版《锻冶》刊物。参加的有教师、学生，共计八九十人。1938年10月下旬出版了第一期，廖友陶为其撰写发刊词，卓问渔负责插图和封面设计，樊安久负责刻印，刊载了40多篇宣传抗日及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方针政策文章、诗歌、讨论等，刊物惹人注目。

当武汉失守的消息传到五通桥，通材中学师生为之震惊，悲痛万分，赵君陶（原国务院总理、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之母）与女生部的学生商定组织“晨呼队”，每天凌晨，通材中学抗敌后援会的成员们，带领女生，在马路上跑步，喊口号，唱抗日歌曲，以唤醒民众誓不当亡国奴，团结一致抗日。组建通材中学抗日宣传队，除在五通桥、竹根滩宣传演出外，还先后在西坝、老龙坝、磨子场（今金票镇）、石板溪（今犍为县石溪镇）等场镇和犍为等地演出抗日节目。每逢“七·七”、“八·一三”、“九·一八＂等纪念日，就组织步行到上述地方进行演出，经常演唱歌曲《在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到敌人后方去》《大刀进行曲》《教亡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游击队之歌》《义勇军进行曲》等；演出剧目《放下你的鞭子》《打倒汉奸帝国主义》《捉汉奸》《东北一角》等，宣传抗日救亡。组织学生开展旅行金山、乐山的活动，在旅行过程中，组织了几个演讲队，到金山、牛华、乐山进行坚持抗战的宣传。通过这些活动，起到了宣传群众、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憎恨日寇的作用。

五通桥的抗日救亡运动，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步步深入，民族危亡加剧形势下产生的。经过一系列的抗日救亡运动，提高了五通桥及周边地区人民群众的觉悟，同时也反映了五通桥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这一运动成为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